令人惊讶的是所有上世纪历史中不可言说的部分都被电影这样一种艺术媒介表现出来了，或者说，戴琳斯结合了地方剧种的舞台艺术，把讳莫如深的、被视为禁忌的、残忍以及自我审查意识格外强烈的当下不敢用镜头直击的部份都表现出来了，一些华语导演半遮半掩的真相、一些类似白俄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匈牙利山多尔等作家笔下的半纪实故事以及近现代史中被清除的历史片段都历历在目。每个历史的亲历者都自觉卡在断层的历史的叙述中语焉不详，仿佛不去谈论便不存在，而每个倾听者又自觉地不再追问，大家一同成为销毁、篡改历史的共谋。但邱炯炯显然没有这样。像是曾经的意识形态规训对他毫无作用，如同山水画的写意与勾皴点染、戏曲的说唱念打，戴琳斯没有一个悲字却草木同悲，不见一处血渍却尸横遍野，他拍出的不只是中式传统的精气神，更是中国人早已被遗弃的艺文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