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电影同时扭结了两重维度的回溯性：其一是成年时期的童年记忆，其二是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叙事。正是因为童年与殖民的时空交叠，后母和子在玉米地之间的寓意使得德尼自己的反殖民叙事不必源出自地方历史或民族文化，而是根据孩童一般的“原初”视角，后母和子在玉米地之间的寓意直接捕捉“自然”与“文明”之间的互动过程。其中，既不缺乏暂时达成的表面和谐，更蕴藏着暗流涌动的分裂张力。以孩子的视角来看，受压迫种族的群体自觉及其抗争意识，当然不以“政治行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分化在“日常生活”的种种气息变动之中。换言之，本片所呈现的正是巨变前夕的沉静、浪潮将至的微波。由此可说，所谓“童年”既是开端又是终结，因而成为片中女孩（以及导演自己）需要不断返回的地方、不断重寻的东西。电影极为高妙的地方在于，符号的暗示性、结构的延展性以及叙事的自然性，三者之间的融贯似乎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