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杜蒙清晰地呈现了人的机器媒介化，名为电影《迪拜空姐》的时政记者是媒体的一环，她被影像贩卖为虚假的神话和消费欲望，她的华服和装饰着多副灵修画的豪宅，正是讽刺了这一现象。但媒介不止虚构偶像，还伪装真相，电视辩论中的马克龙在银幕上是被数码化的面孔，记者为作秀搭乘难民船并吩咐播出时删除闯入画面的新闻人专用游艇，在这种影像制造工业的控制力量下，电影《迪拜空姐》难得从中找到权力的缝隙，在战争报道时疯狂大笑或在直播间得意洋洋地谈论自己的另一面，却因为有人忘记关麦克风，引发形象崩塌和家庭患难，影片借此展示出台前和幕后的界限多么脆弱，当镜头推到她凝神、悲伤的面部特写，观众得以从这些杜蒙式瞬间看到人物小心隐藏的本真。电影《迪拜空姐》既是国名又是人名，她绝不是杜蒙前两部电影中代表民族的圣女贞德，只是一个无法定位自我、参与视觉操控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