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寫困局。但本期待作為社會議題性極強的電影，可以深入揭開潛藏的社會結構問題，卻止步於重現典型泳池式的青春電影套路，復述早被拍爛了的「加害者—被害者」結構翻轉，最後將問題丟回青少年的「層層相害」和「創傷循環」，而對老師、護理員等角色的漠視旁觀、利益關係避而不談。許是為避免性別刻板，刻意安排「吃案」的女校長、老師和「查案」的男老師，卻讓女性的種種輕縱不作為更加令人不解且不適。張誠目睹校車遊戲時的第一反應是轉身跑走，也難令人信服。種種邏輯動機描刻不清，卻強堆重情節猛煽情，甚至拉入男孩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複雜視聽，何仙姑更是不明所以。倘若創作目的僅是喚起觀眾對聾啞人士的關心，又何必下此重手拉入如此沈重的社會事件。本不需、也無必要和《熔爐》比，視角也不同，但要論視野和對社會結構的透析，仍有很大的距離。